映象新闻

在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实践中，政策试验机制深度应用于经济、行政体制改革事项，长期承担着检验政策效度、推进政策创新和分散改革风险的重要功能，已成为助推中国经济转型和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手段。

[58] 帝制崩溃后的政治大一统之所以能够得到修复，中国和中华民族能作为一个整体迈向现代化和复兴，归根结底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制度与作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际土壤的大一统相契合、相结合的产物。[113]现行宪法制定时，曾讨论要不要设立人大之外的专门宪法监督委员会，最终即因这种架构不符合我国人大一元化体制而作罢。

[57]周恩来在阐释宪法的民族政策时也谈到，各民族进一步团结的新的基础，就是我们各民族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家。肖蔚云：《现行宪法的诞生》，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56页。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根本制度进一步巩固了大一统的底层逻辑。商鞅变法开创编户齐民、国家直接整饬人口秩序的思路，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禁止过去的合族聚居，强制性地分散家族，并将分散出来的小家族整编成什伍组织，置于国家权力的直接支配之下。[87]二是防止出现地主豪族对生产资料的割据、垄断，引发失地流民，进而形成流寇揭竿而起破坏大一统秩序。

而是以线性流畅的机关接力为标准进行划分，也就是按照议行合一原则，在枢纽组织的指挥下，形成议决—执行接力体制，这是一种权力的第一人称视角，都从一个我出发来观察统一的自我，而不是权力的第二人称视角，从分立的你我他来观察彼此。但与作为基本权利主体的地方自治不同，大一统的逻辑仍然是坚持中央集权基础上的自治，这种自治不是基于对抗而形成的秩序空间，而是强调它作为国家权力延伸触角与补充而存在。最后，民主政治并不是一无是处，用丘吉尔的话说是相对于西方历史上的其它政治形而言最不坏的制度，在没有更好的政治制度出现以前，它还能勉为其难的撑持下去。

[16]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5页。这就是人对一切物据为己有的绝对权利。[7]这种自由意志，不是纯主观的，而是与对立物（客体）的统一：意志的活动在于扬弃主观性和客观性之间的矛盾而使它的目的由主观性变为客观性，并且即使在客观性中同时仍留守在自己那里。但是，公共权力又是必需的，公共权力又是需要人执掌的，而且公共权力的执掌人又必须公正无私、精明能干，这怎么产生呢？其实，中国古代早就对此进行了探索和实践，简单地说就是选贤任能，有一整套的理论和不同时代的制度设计。

不过，这种限制还是未悉政治权利的根本。[6]需要说明的是，按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这里的劳动是社会必要劳动，是有效劳动。

唯个人权利是从的权力行使，使西方成为权利人的社会，[18]自私自利成为通则。这怎么能说民众有普选的民主权利呢？ 《宪法》中规定的普选权与实际情况的这种悬隔，长期以来成为西方攻击中国的口实，说中国是威权政治，甚至说是专制国家，是一个肆意践踏人民民主权利的国家。[9]对这样的自由恩格斯解释道：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此等限制仅得由法律规定之。

在这里，天赋人权打了折扣，财产权不可能天赋，是私人所有，不容侵犯，民主权利可以天赋，而且被写入宪法。见由嵘主编：《外国法制史》，第380—381页。更一般地说，如果这种利益喜好是不断提高大家的福利待遇，而不论这种提高是否和全民的生产力发展成正比，是否侵害了少数人的权利，以至国库掏空、债台高筑。具体以普选权而言，《宪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这才是获取这些权利的正途，也才是自由的正解。明白了以上的道理，我们就容易看出民主选举的弊病。

资产阶级以天赋人权为旗帜，联合了无产阶级，向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发动了持续的进攻，终而在统治集团中占有了一席之地，获取了政治权利。在我们的论证中，由于商品货币关系的出现而产生的人们对财富的无限追逐和人们之间在权利上的对立，使权利争夺不可避免，从而使公共权力和国家得以产生。

但身居于中国的人民，实际并没有这样的感受，是，我们的普选权没有完全落实，那又怎样呢？我们的个人权利大多是有保障的，我们并没有感到被奴役和压迫，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没有改变，从来都在努力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富足，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大……你会说，这是在不民主的条件下取得的。民主已经传遍世界,而且多数取法西方,当中国的民主自在自为时,却招致西方的猛烈攻击。而不是说任一人跳出来振臂一呼，发表一些蛊惑人心的言论，集结一群不明真象的人对政府施加压力……然后堂而皇之地说这就是民主的权利。关键的问题在于，人们要拥有权利——不论是财产权利还是政治权利，必须要有获取权利的能力，这种能力在黑格尔看来是自由意志，在马克思看来是劳动。更重要的还在于，无产阶级通过自己的斗争，终而在政治上占有了一席之地，在资本主义的世界性胜利中分取了一杯羹，各种民主权利似乎也被无产阶级收入囊中。再有，民主权利在西方国家也并非贯彻始终，它通过政党政治、财团操弄、代议制等形式，并没有做到完全的多数决，实质上还是精英政治或利益集团政治。

我们之所以说西方的民主权利是虚妄的，是因为西方人认为这些民主权利是人们与生俱来的，是法律赋与的，是不可剥夺的。[8]这就是自由意志的概念，它作为普遍物覆盖于它的对象之上，把它的规定贯穿渗入，而在其中保持与自己的同一。

另有第十一条强调：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这种国家权力，是每个人的自然权利（或天赋人权）的让渡和汇聚。

任何人都可以使用自己的财产，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财产可以使用。可见，西方的权力设计是有重大缺陷的，试图以个人权利的集合来换算成公共权力，削弱了权力的公正性、权威性。

我们的是社会主义的民主，我们的民主是最广大人民的民主。因此，各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但在法律所规定的情况下，应对滥用此项自由负担责任。但是，权力是用来保护人们的个人权利的，人们的个人权利是不是得到有效的合理的保护，是每一个人都关心的事，于是，权力的行使是否公正，行使权力的人是否大公无私，就显得至关重要了。因此，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直到取得政权之后，一直都在强调人民的民主权利，一直都在努力实现人民的民主权利，不论是在宪法中还是具体的政治操作中，似乎都是如此。

这样看来，权利与权力在本质上就不同，前者是个人的、利己的、不平等的、彼此对立的，后者是公共的、权威的、利他的、均平的、一视同仁的。我们这里举的是两个典型例子，其它的情况可以类推。

而政治权利则未必，它在西方曾经是统治阶级才享有的权利。而人民主权的提出，不仅是资产阶级急于在政治上表现自己的宣言书，也成为无产阶级力图改变自己被压迫命运的动员令。

我们不能说我们的民主标准是：要一党执政，不搞全民参选，对执政党只能善意的批评，不能反对政府。[11] 参见本书第八章第二节，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权利 [12] 写到这里我们想到共产党人提出的民主集中制，肯定是多数人的意见不时会作错误的决定，给革命带来损失，从而提出民主还须集中。

黑格尔所说的自由意志，在德国哲学中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康德也经常使用，弄清这一概念，对于我们正确地理解自由与权利，是异常重要的。但即使这样有限的直接选举，实际上也没有完全做到。这里首先要搞清楚，这种自然权利或天赋权利是不存在的，这只是一个臆说，历史上西方学者多有批驳，而黑格尔、马克思关于权利的界说更客观更深刻。《人权宣言》成了很多国家宪法的蓝本，特别是在西方国家，对自由都有相应的限制，可以说，有限制的自由是一个通例。

黑格尔说：自由意志是真正无限的，因为它不仅仅是可能性和素质，相反地，它的外在的定在就是它的内在性，就是它本身。我们说民主权利会使政治陷入混乱，是因为这些民主权利是虚妄的，未能获有权利的真正源泉，理由如上。

这一条在实践中可以说是争议最多的，把握最难的，一般情况下固然不成问题，但在特殊情况下，什么样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可以被允许，应该控制在多大范围内，在具体操作中往往引致非难。我们假定，执政者根据大多数人的利益喜好来行使公共权力（这可以视作真实版的个人权利转化为公共权力），但这种大多数人的利益喜好是否符合权利实现的正常规则，则很难说。

以这种臆说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权力学说，无异于空中楼阁。辛亥革命则是以民主革命为旗帜的，革命成功后的一系列法令法规，都体现了人民的民主权利。